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在宏观政策基调偏积极基础上，二季度进入政策部署和落地观察期。
按照《***工作报告》要求，2024年将发行1万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进入4月份以后，券商和评级机构也把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节点锚在了二季度。
“结合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我们预计超长期特别国债将在二季度分批发行，而央行更有可能***取放量续作MLF的方式给予流动性支持。”国泰君安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预测。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发力点，超长期特别国债对促增长稳投资具有重要拉动作用。在市场看来，今年的超长期国债或将以年度国债发行***为限制，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量化宽松”。
二季度集中部署
“为早日形成实物工作量，我们预计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将在二季度集中发行，结合专项债发行情况，特别国债将以中央为主导，这可以使其发行和项目落地的流程更快。”中证鹏元评级研究发展部研究员李席丰说。
2024年《***工作报告》指出，为系统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
特别国债，主要是指在特定时期阶段性发行的具有特定用途的国债。我国曾在1998年、2007年和2020年分别发行过三次特别国债。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工作报告》强调的是超长期特别国债。
“超长期，主要代表的是债券发行期限。通常情况下，我国长期国债的发行期限在10年左右，但超长期代表着发行期限原则上要高于10年。”一位财税人士对此解释。
对于债券的投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此前曾表示，超长期特别国债将聚焦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大事难事。“初步考虑，将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能源安全、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建设。”郑栅洁介绍。
Wind数据统计显示，目前浙江、湖南、四川、江苏、河北等地已在谋划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也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具体方案，细化完善支持领域，进一步明确工作要求。
在发行周期方面，比照2020年的特别国债，市场预计此次1万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周期并不会太长。
“从2020年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周期看，其主要在当年的6月中旬开始发行，7月底前发行完毕，历时1个半月左右，受此影响，我们认为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速度也会比较快。”李席丰说。
此外，伴随金融体制的不断完善，历史上三次特别国债从开始的定向发行也逐步过渡到市场化发行，借鉴以往经验，今年的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也更有可能通过市场化方式发行。
李席丰认为，通过市场化方式发行，不仅可以使债券的定价更加公允，也能使金融机构的资产配置收益率实现最大化。
债券“常态化”管理
根据财政预算报告，今年发行的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已经列入2024年***性基金预算，这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中央***性基金预算收入4474.52亿元，加上上年结转收入391.87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收入10000亿元，收入总量为14866.39亿元。中央***性基金预算支出14866.39亿元，其中本级支出8712.91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6153.48亿元。
“从预算报告的具体数据看，超长期特别国债对于缓解当前财政压力有重要意义。因为特别国债的投向领域普遍具有建设需求大、投资周期长、现有资金渠道难以充分满足等特点，而从政策端加大支持力度是解决财政压力的一个有效途径。”上述财政人士说。
与此同时，与长期建设国债不同的是，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并不列入赤字，也不增加赤字率，这有利于保障财政可持续，同时也为后续宏观调控增加了灵活性的空间。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研究员袁海霞表示，今年《***工作报告》提出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是当前经济承压下积极财政发力的重要体现。“超长期国债期限拉长后，可以更好地匹配重点项目资金需求，同时也能提升财政资金效率，这将使债券发行逐渐常态化。”
记者了解到，出于资金紧张，我国***取增发特别国债的方式缓解财政资金压力。比如，1998年财政部向工、农、中、建四大行定向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主要用于拨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之后2020年特别国债，也是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总体看，这些国债都具有“应急性”特点，对比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将优先发行1万亿元，未来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央也会视发展需求及发行效果适时启用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工作，至于该项举措是否会以制度化方式固定下来，也需要结合宏观经济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上述财税人士说。
中诚信国际指出，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也表明了中央对积极财政总基调保持乐观的态度，这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和稳定预期，并为优化央地债务结构、减轻地方支出压力持续提供了动力。
